《“治天下之道，在乎必赏与必罚”物质赏赐与宋朝皇帝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理念重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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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赐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惯用之术，历来被视为驭人治国的重要权柄，宋代亦然。宋朝赏赐类型多样，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规模最大，对国家财政、官员经济生活有着重大影响。宋朝物质赏赐的显著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。赏赐标准的若干变化顺应了时代需求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。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宋朝推行赏赐的物质基础，而“三冗”局面及窘迫的财政状况又成为影响其发展的掣肘。 1、 宋朝物质赏赐的时代背景 唐末五代以来，士族势力的基础已被彻底摧垮，宋朝出现了皇帝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历史局面，须从政治地位、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满足官僚士大夫的需求。不同于士族地主，庶族地主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做后盾，经济力量较为薄弱，无法承受较大波折。再加上宋代商品经济异常活跃，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更加迅速，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十分频繁，因此，为自身、为子孙、为家族谋取尽可能多的政治、经济利益成为多数官僚士大夫的追求目标。 宋代疆域图 宋朝治国思想和方略发生了很大转变，即长期贯穿着“崇文抑武”的原则。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之下，其内政以及边防都深受影响。厚赏武将，尽收军权是宋朝“崇文抑武”治国思想和方略的产物。北宋初年，汲取唐末五代武夫跋扈的历史经验，剥夺了武将的军事大权。唐末五代相比，宋朝悍将已失去存在的历史条件，使用经济手段，换取军政大权，在多数情况下已成为统治者主动的选择。 宋虽无悍将，却有骄兵，宋朝骄兵是历史的“遗留物”，唐朝常以赏赐作为消弭兵乱的一种手段，所谓“故事有大变，皆赏三军，三军乃安”，有不少赏赐为藩镇军人邀求所至，这种迫于形势下的重赏，反而使将士愈发蛮横骄纵。宋朝建立后，剥夺了将帅的军政大权，却未对骄兵采取相应措施
